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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燕菁等:城市化轉型:從高速度到高質量

作者: 趙燕菁,廈門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邱爽,廈門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宋濤,廈門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 發布日期:2019-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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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要由高速度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是十九大報告針對新時期中國經濟基本特征提出的新表述。何為“高質量發展”,從理論到實踐的探索可能才剛剛開始。本文在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的基礎上,構建了涵括微觀、中觀和宏觀,包含資本型增長(投資)和現金流型增長(收益)的兩階段動態經濟增長模型。由于資本是未來收益的貼現,在本質上屬于債務,進而提出在經濟增長過程中,存在資本(存量)和現金流(流量)不能相互替代的“不可替代原則”。在此基礎上,基于原始資本獲取方式的差別,對傳統增長和現代增長進行了區分,并結合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地方政府行為、土地金融和資本創造對中國過去四十年的改革和發展的邏輯進行了梳理和總結。在中國城市化進入中后期階段,中國的城市化需要從此前的資本型增長轉換到現金流型增長,這也是中國經濟要從高速度向高質量轉型的經濟學含義。

轉型是一個進行時,中國經濟在發展過程中多次提到轉型,包括要從粗放型到集約型,從外延型到內涵型轉型等,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轉型”的含義不盡相同。如今改革開放已經走過四十年,目前中國經濟的外部環境、內部條件和經濟數據的變化都顯示出中國經濟再一次面臨轉型。但每一次轉型,中國經濟都會面臨類似的困難,即主流經濟學的理論和模型因為缺少描述增長方式轉變的模型而根本無法對增長方式的差異加以區分。當相對于快速變化的現實,理論已經顯得“遲鈍”時,我們需要做的是尋找一種更具解釋能力的新理論。

一、增長的階段與轉型

對概念進行統一,是學術討論的基本前提。就“高速度增長”中“增長”的經濟學內涵而言,主流的新古典增長理論是建立在邊際收入減去邊際成本產生邊際剩余這一微觀基礎之上的,即

按照這種理解,只有正的剩余不斷積累,才能帶來新的增長,邊際剩余越多,增長越快。但現實中的經濟增長卻是“熊彼特式”的,經濟是眾多分散商業模式的集合,基于會計學基本原理,任一商業模式都需要滿足收入減去成本有正的剩余這一條件,即Revenue?Cost=SurplusSurplus0),而只要新增商業模式所帶來的剩余大于被摧毀的舊商業模式的剩余,經濟就擴張;反之,就收縮。這也就是“創造性破壞”所表達的經濟學含義。在“熊彼特式”增長中,即使舊的商業模型的剩余都為零,新增商業模式本身就意味著經濟增長。經濟總量就是商業模式的加總,即

式中R代表收入,C代表成本,S代表剩余,i代表不同的商業模式。

(一)增長的階段

“熊彼特式”的增長雖然具有不同于新古典增長的經濟學含義,但公式

仍沒有表達出經濟轉型的含義。將這一公式按照成本性質的差異在時間上展開,則可以將其分解為兩個連續的過程。首先是資本型增長(capital growth),這一階段的突出特征是支出主要體現為資本性支出,寫成公式就是:資本性收入?資本性支出=資本性剩余(Rio-Cio=SioSio0),其中Rio表示資本收入,Cio表示資本性支出,兩者之差為資本性剩余Sio;其次是運營型增長(或勞動型增長,the growth of cash flow),在這一階段的成本構成中,勞動力成本占有更高比重,寫成公式就是:運營收入?運營支出=運營剩余(Rik-Cik=SikSik0 k=123...),其中Rik代表運營性收入,Cik代表運營性支出,兩者之差為運營性剩余Sikk代表運營型增長的不同時期。

區分這兩種成本的想法,來自馬克思的剩余價值公式(W=c+v+m)。其中,成本被分為固定成本c和可變成本v。但馬克思只區分了兩種成本,而沒有對收入和剩余做進一步區分,導致這一理論仍然無法區分經濟增長的不同階段,自然也無法表達經濟轉型。

參照馬克思對成本進行劃分的思路和做法,將“熊彼特式”增長中的收入和剩余兩項也循此展開,分為資本型和勞動型兩個部分,各變量的劃分及其含義如表1所示:

在以上劃分的基礎上,經濟增長的過程可以用以下兩個方程表達:

基于前文的論述,公式(1)描述的是“存量”,即一個商業模式在投資階段由資本帶來的增長,由于無論一項投資的工期無論多長,只有在建成的時候才能產生價值,因而這個公式中的變量可以忽略時間;公式(2)表達的是“流量”,即一個商業模式在運營階段由現金流型收入帶來的增長,必須考慮時間。兩階段模型是一個能夠涵蓋宏觀、中觀和微觀的統一經濟增長模型。

(二)階段的轉型

在前文對“增長”及其階段進行劃分的基礎上,“轉型”的經濟學含義也就一目了然了。當一個商業模式從資本型增長轉向現金流(勞動型)增長,則意味著轉型。第一個階段——資本型增長一旦完成,就必須盡快轉向第二個階段——勞動型增長,將固定投資轉化為現金流,以完成整個商業模式的循環。由于資本型增長主要是在“花錢”,只要能融資,固定資產投資的時間越短越好。顯而易見,這一階段的經濟會呈現出“高速度增長”的特征。而一旦經濟增長進入運營階段,其發展特征會與前一階段截然相反。因為到這一階段,固定資產投資已漸趨飽和,邊際收益開始遞減;一旦進入運營階段,則是現金流性的剩余越多越好,這一階段的經濟自然會呈現出與前一階段迥然不同的“高質量發展”特征。

新古典的經濟增長理論由于混淆了資本和現金流,無法表達經濟增長具有不同階段和轉型的事實。按照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從生產(投入)一側,對資本性收入與運營性收入求和得出GDP;從消費(支出)一側,將資本性支出(固定資產投資)和運營性支出加總,也可以得出GDP。在新古典一般均衡(剩余為零)范式下,從兩側計算的GDP在理論上應該相等。但事實上,兩者之間往往會出現差額,差額的正負決定經濟的增長與衰退。新古典增長理論無法解釋差額的來源,便將其歸因于技術進步,并與生產(投入)一側的資本和勞動一起,統稱全要素增長。

兩種增長模型的對比,如圖1所示,從中可以發現,相對于兩階段增長模型,在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

的新古典增長模型中,L代表勞動力,K代表的是資本,對照兩階段增長模型,前者體現的是“流”的概念,后者蘊含的是“量”的概念,經濟學含義不同。但在新古典增長模型中,這兩個不同“量綱”的變量被合并到一個公式中進行加總,暗含了兩者之間存在權衡關系。在這個意義上,宏觀經濟增長模型的立論存在問題。

(三)兩個缺口和不可替代規則

將經濟增長分為兩個不同的階段之后,在不同的發展階段經濟增長將面臨不同的約束條件,也可以稱之為經濟增長存在兩個“缺口”。在資本型增長階段,經濟增長的主要壓力來自普遍存在的資本“缺口”,資本性收入要大于資本性支出是經濟增長的基本前提;而一旦進入勞動型增長階段,經濟發展的重點將從資本轉向現金流,這一階段經濟的持續發展要求運營性收入必須大于運營性支出,即不能出現現金流“缺口”。若兩個階段同時出現“缺口”,商業模式自然無法成立。但如果兩個“缺口”一正一負,一個商業模式能否運行下去?這個問題,也可以表述為是否可以用一個階段的剩余去彌補另一個階段的“缺口”?

如果按照新古典增長理論,這種做法當然沒有問題。但如果按照兩階段增長模型,兩個階段的“缺口”和“剩余”不能盈虧相抵。這是由于依照金融學原理,資本性剩余與現金流性剩余的“量綱”不同。前者是通過金融創造的,是將未來收入變現做資金的跨期配置,在本質上屬于向未來的借貸行為。而現金流性支出在時間上的持續性,導致再大的資本存量也難以彌補流量的缺口,由于更多的資本性支出意味著更高的債務及利息,如果未來創造的現金流不足以償還債務(甚至利息),就會陷入債務危機。在這一點上,國家(中央政府)、城市(地方政府)、企業和家庭的道理相同。用資本性收入彌補現金流性缺口的最終結果,無不指向龐氏循環。

資本性收入不能用來覆蓋現金流的缺口,那么反之是否可行?縱觀世界經濟史,傳統經濟增長中原始資本的積累基本都是依靠這種辦法。在改革開放之前的中國,經濟增長的啟動資本幾乎全憑過去剩余積累,超強度的積累加上中國巨大的人口規模,在缺少足夠貨幣的情況下導致分工萎縮、經濟內卷化,中國經濟幾次逼近崩潰的邊緣。邊際收入減去邊際成本要有正的剩余,這是新古典內生增長理論的微觀基礎。雖然這一理論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但當它面對現代經濟增長已經不再依賴任何過去剩余的積累這一變化并需要做出相應解釋時,卻顯得無能為力。

在經濟增長過程中,會出現兩個不同的“缺口”,基于對兩者的比較,可以得出一個有待檢驗的重要推論?資本缺口不能用現金流剩余來平衡,反之亦然,本文稱之為“不可替代規則”。

二、傳統增長與現代增長

“不可替代規則”可以幫助我們分辨傳統增長(classical growth)與現代增長(morden growth)。兩種增長的差別就體現在獲取商業模式啟動資本的方式上。前者的啟動資本主要依靠過去剩余積累;而后者則來自將未來收入貼現。受技術和制度等條件的制約,經濟發展中的資本長期處于短缺狀態。在近代金融制度發明之前,經濟增長中任何資本性的投入,皆來自節衣縮食。而經濟增長能從傳統進入現代,主要源于金融制度的創新。在現代經濟增長中,其資本來源不再依靠過去剩余的積累,而是轉向預支未來收益。對傳統增長與現代增長的區分,可以令我們得到兩階段模型的第三個公式,公式(3)表達的是投資階段的資本來源,來自未來收益的貼現,并可以把前面表達存量和流量的兩個公式聯系起來。

公式中最重要的變量是貼現率δ,本文所界定的貼現率是指在資本型增長階段,為解決資本缺口而能將未來的現金流貼現過來的能力。顯然,這一變量具體數值的大小取決于經濟主體的信用,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信用的好壞,決定能貼現過來的資本數量的多少。與貼現率相對應的是杠桿,其數值高低直接反映了資本市場的發達程度。Rik是對未來每一期資產的估值,從公式(3)可以看出,在現代增長中,商業模式啟動階段(資本型增長)的資本性收入Ri0不再依賴其他商業模式剩余的外部積累,而是來自運營階段(勞動型增長)的Rik,這意味著一個商業模式的啟動資本完全可以內生。

目前的主流經濟學混淆了資本和現金流的經濟學含義,無法刻畫現代增長與傳統增長之間的差異。李嘉圖在《政治經濟學及其稅賦原理》一書中,針對征稅和發行公債這兩種政府獲取財政收入的手段,提出著名的“李嘉圖等價定理”(Ricardian Equivalence Theorem)。該定理認為,盡管從表面上看,以稅收籌資和以債券籌資,方式并不相同,但由于政府的任何債券發行在未來償還時將表現為征收更高的稅收。因此,在兩種方式下,就人們的可支配財富而言,其效果是等價的。征稅和舉債是否等效這一命題,曾激起經濟學家極大的研究興趣,并進行了持續的質疑和驗證。用兩階段模型對這一定理加以審視,其謬誤可以清晰呈現。就政府征收的稅收而言,這是政府可以獲得的持續的現金流性收入,而政府通過發行債券獲得的是一次性的資本,兩者分別適用于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不存在替代性。更為重要的是,就一個經濟組織而言,其經濟增長是通過發行債券還是通過征收稅收來籌集啟動資本,經濟運行起來的效果也會完全不同。經濟史中存在的一個典型化事實,即依靠發行債券融資的國家往往會隨著負債增加而實現經濟增長,反之那些靠積攢過去的剩余來啟動經濟的國家,最后都走向了財務崩潰。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學教授德隆(J.Brad DeLong)在對人類250萬年來的財富進行估算的過程中發現,1750年是人類財富增長的轉折點,在此之前世界人均GDP長期處于停滯狀態;在此之后,世界財富出現陡然增長。是什么導致了人類從“大停滯”走向“大增長”?本文認為這始于制度創新,即通過金融革命,人類發明了一種能將未來收益貼現過來,解決經濟增長資本缺口的制度,從此擺脫了依靠過去剩余積累的桎梏,經濟增長的原始資本積累階段得以迅速完成,不同商業模式從傳統的序貫增長轉入現代的平行增長。

同樣的原理還可以用來解釋為什么在現代增長過程中會出現金融危機?基于前文的公式(3),可以認為金融危機的本質是,在資本型增長階段通過第三個等式貼現過來的資本超過了勞動型增長階段能夠創造出的真實現金流。現代增長需要將未來收入貼現,一旦資產形成而現金流性收入難以覆蓋運營性支出并歸還此前的債務,兩階段循環無法閉合,商業模式就會破產。相對而言,在古典增長中,由于資本來自過去剩余的積累,根本無需第三個公式。所以所謂的金融危機,不是資本型增長階段(Ri0?Ci0=Si0)沒有完成,而是現金流型(勞動型)增長階段(Rik?Cik=Sik)沒有完成,使得第三個等式

無法成立,導致從資本型增長向現金流型(勞動型)增長過渡過程中陷入增長崩潰。

三、城市化、土地金融與地方政府

兩階段增長模型與不可替代原則是幫助我們理解現代增長的一般性理論,將這一理論與具體現實相結合,可以較好地解釋中國的城市化與經濟增長。

(一)中國的城市化

解釋城市化的前提,首先需要對城市的內涵加以界定。有別于目前普遍采用的密度指標,從本質上看,城市應被視為一組公共產品(服務)的集合,其與農村最大的差別在于公共產品(服務)的多少。相對于從事私人產品的生產者企業,針對公共產品(服務)表現出的效用上難以分割、消費上難以競爭和收益上難以排他等特點,為降低交易成本,作為公共產品(服務)的生產者,政府一般采用稅收的方式為公共產品(服務)收費。任何類型企業的運行都必須服從收入減去成本剩余大于零的約束條件,經營城市公共產品(服務)的政府同理。按照兩階段增長模型,城市的發展分成兩個階段:以資本型增長為主的投資階段,我們稱之為城市化1.0階段;以現金流(勞動)型增長為主的運營階段,我們稱之為城市化2.0階段。就一個完整的經濟增長而言,城市經營成功應該體現為其在運營階段獲得收入大于其在投資階段的支出。

城市化初期的基本特點是城市基礎設施投資巨大。中國的城市化水平長期難以得到提高的根源在于,依靠傳統的經濟增長方式,中國始終無法獲得足夠的啟動城市化的資本性收入Ri0。若將中國改革開放后的城市化進程放到更長的時間尺度內考察,會與德隆的研究結果類似,我們將發現這一階段中國城市的增長幾乎呈現為一條陡然上升的曲線。中國的城市化何以出現這種驚人的增長?按照兩階段模型,解決了啟動城市化的初始資本問題是其中的關鍵。中國解決這一問題的辦法從采用與其他國家一樣的依靠過去剩余積累的傳統增長模式,成功轉變為依靠未來收益貼現來獲取資本的現代增長模式。目前的很多研究認為是中國的工業化帶動了中國的城市化,其實無論從理論還是現實來看,兩者都并不互為因果,工業化和城市化都是中國轉換經濟發展積累模式的結果。一旦中國擺脫了經濟增長的資本約束,兩者就會次第啟動。

(二)土地市場的建立

解釋了中國經濟增長的資本來源問題,也就大體上找到了解釋中國經濟增長奇跡的鑰匙。一個經濟體從經濟系統的角度看,其經濟增長的資本來源無外乎內部和外部兩個渠道。資本主義國家傳統經濟增長的初始資本除了源于外部掠奪,從內部來看主要依靠債券、股票等資本市場。與這些國家不同,時至今日中國的股票、債券等資本市場仍處于相對滯后的狀態。歷史和國情決定了中國的城市化無法依靠傳統的資本市場來解決初始資本不足的問題。

面對特有的困難,中國的地方政府在不經意間采用了“土地金融”(land finance),由此奠定了中國城市化成功的基礎。在這一制度下,在其他國家處于資本市場邊緣的房地產市場,在中國卻成為主要的資本來源。“土地金融”制度形成的根源在于現行的1982年重新修訂的、著名的《八二憲法》。該《憲法》中的“第八條”規定:城市土地歸國家所有,農村土地歸集體所有。1988年的憲法修正案對“城地國有”做出了重新解釋,土地所有權還是公有,不能出讓;但土地使用權,可以出讓,由此城市土地變成可以流通的資本。

1989年中國改革開放后,深圳率先啟動城市化。深圳面臨的首要問題就是資本短缺。由于彼時的中央財力薄弱,深圳只能自籌城市建設資金。面臨這一難題,深圳從毗鄰的香港獲得了啟發,作為城市化的先行者,香港政府不僅財力雄厚,更為重要的是其財政收入中相當一部分來自土地拍賣!在香港尚未回歸之前,其土地所有權為英國女王所有,這與大陸的土地歸國家所有類似,這種土地制度上的相似性使深圳決定效仿香港,通過出讓相應年限的土地使用權獲得城市化的啟動資本。1990年,國家土地管理局出臺了《關于出讓國有土地使用權審批管理暫行規定》,對不同用地類型的使用權年限加以明確。從此,地方政府開始擺脫長期困擾城市發展的資金短缺問題。從未有其他的暫行規定能像這個規定這樣,給中國創造出無與倫比的財富,對國家經濟發展起到如此巨大的推動作用。到了1998年,由于亞洲金融危機導致出口劇減,為拉動內需中央啟動全國住房制度改革。地方政府手中原來不能交易變現的巨額財富由此進入資本市場,這相當于幾百個城市政府同時首次公開募股(Initial Public OfferingsIPO)。中國的土地市場形成與股票市場有類似的架構,土地市場中的房地產開發商對應股票市場中的券商,包銷政府出讓的土地(相當于企業發行的股票),然后根據需求開發成各種樓盤(相當于股票市場中的理財產品),居民(相當于股票市場中的股民)通過購買城市政府發行的土地股票分享整個社會財富的增長(房屋升值)。在此期間,地方政府若想出售轄區的土地需要到處招商,土地市場處于買方市場,不同的城市政府(生產者)之間為賣地展開競爭,開發商(消費者)則坐享消費者剩余。針對這一制度缺陷,2004年國務院下發“71號令”,規定自當年831日起,必須采取“招拍掛”的方式出讓土地。從此開發商(消費者)之間為買地而展開競爭,政府(生產者)坐享生產者剩余。至此,中國的房地產市場基本形成,土地在地方政府資本結構中的比重逐年上升。

“土地金融”制度的確立使中國在極短的時間內擺脫了城市化的資本約束,實現了舉世矚目的“壓縮型”城市化。目前,大部分城市的基礎設施建設標準遠遠超出了這些城市政府稅收收入所能負擔的水平。針對這一現象產生的原因,“土地金融”具有的超乎想象的融資能力,是目前能夠給出的最有說服力的解釋。

(三)土地金融與資本市場

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土地金融”不僅為地方政府,而且為整個中國經濟發展創造了前所未有的低息融資環境。只有在低息的貨幣條件下,才有可能出現高杠桿、高泡沫的資本市場,中國經由“土地金融”實現了以往只有資本強國才能做得到的資本創造,廉價的資本支撐起中國空前規模的城市化建設。

“土地金融”最大的誤解不僅體現在對其幾乎一邊倒式的批評,更體現為這一概念常被錯誤地解讀為土地財政,而后者正是該誤解產生的原因。之所以會將“土地金融”和“土地財政”混淆,就是由于在主流經濟學的教科書中并沒有對資本性收入Ri0(未來收益貼現,屬于債務和金融)和運營性收入Rik(當前真實現金流收入,屬于財政)加以區分。而在兩階段模型里,我們很容易判定土地收入屬于Ri0,這是融資(finance)而非收入(revenue)。

在現代經濟增長的過程中,世界經濟的競爭很大程度上就是資本的競爭。發達國家之所以發達,概因其很早就擁有了強大的資本生成能力。而現今的中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在資本生成上,居然可以跟最發達的資本大國比拼,這確實是很多人始料不及的。大國之間的競爭,發展到最后要回歸實體經濟,而實體經濟的發展離不開金融的支持。在兩者交錯構成的競爭性市場中,首先比拼的是資本的多寡;其次比拼的是建設速度,最先搶占市場,收回成本者勝出。

就中美兩國各自的主要資產市場而言,中國房地產的泡沫比美國股市的泡沫更大。所謂泡沫,就是對未來現金流的估值,也即貼現率。在實物商品貨幣時代,按照格雷欣法則會出現“劣幣驅除良幣”的現象;但在信用貨幣時代,則是“高泡沫驅除低泡沫”。美國憑借其制度、軍事和文化,在債券、股票等資本上市場上,將更多的未來收益貼現,給同樣的現金流以更高的估值,創造并支撐著全球最大的資本市場泡沫,進而令美國經濟獨步全球。現在中國在美國之外創造了一個比其有更高貼現率的資本市場,且這個資本市場幾乎完全不受美元周期的影響。中國巨大的房地產市場和這個市場的高貼現率,使美國意識到中國已經成為其最強勁的競爭者,這才是導致中美博弈的深層次原因。

(四)中國政府的市場角色

關于政府的市場角色,長期以來就是經濟學界各種理論爭鳴的焦點,也是目前中美貿易談判中美方關注的“結構性問題”的核心。與傳統上依賴股票、債券等市場融資的發達國家完全不同,中國資本市場的力量主要源自土地和樓盤。正是由于資本市場的主體不同?股票市場的主體是企業,土地市場的主體是政府,所以中國必須要通過“有為的政府”,才能讓資本進入市場。這并不是由于中國的國有企業比民營企業效率高,而是因為在“土地金融”制度下,前者擁有更多的信用。針對國有企業改革,大部分的爭論是從效率的角度出發,來論證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究竟孰強孰弱,但事實上,如果脫離資本創造這一視角,這樣的討論并沒有多大意義。

在以企業信用為支撐的股票和債券等資本市場,中國的發展同發達國家相比長期處于落后狀態,這導致高風險、長周期,但卻高收益的產業根本無法獲得昂貴的資本。但在以政府信用為支撐的房地產市場,由于地方政府是這一市場中的核心“企業”,其快速發展卻在很短的時間內創造了大量的“廉價”資本。在中國目前的資本結構下,面對巨額的高風險投資,只有“廉價”的政府資本才能承受巨大的風險,因此,中國經濟只有政府“重資產”?“國進”;民企才可能“輕資產”?“民進”,也即在政府的投資成功之后,民營經濟的“輕資產”再嫁接到政府的“重資產”上,政府的公共投資是企業私人投資的基礎。從這一視角出發,目前經濟學家們熱衷討論的“國進民退”“國富民窮”等問題,其實都是偽問題。

這也就很好地解釋了目前中美貿易摩擦中,美國一定要將中國劃分為“非市場經濟國家”以及針對“中國制造2025”的原因。中國“政府+土地金融”的經濟制度挑戰了歐美“私企+股票債券”的市場模式。由于中國的資本市場(以房地產市場為主)比美國的資本市場(以股票市場為主)更強大,無論是政治制度還是城市化所處的階段都決定了美國無法效仿中國的土地游戲,只能依靠市場經濟國家的“普世”準則迫使中國“自斷雙臂”,放棄自己的“有形之手”。

四、中國的城市化轉型:實證分析與對策建議

回首過去,改革開放四十年中國經濟的成功非同凡響,甚至遠超自我預期;展望未來,我們需要回答的是過去四十年的成功經驗還可以繼續復制嗎?顯而易見,一把鑰匙無法打開兩扇不同的門。無論從需求側的中國人口數量變化來看,還是從供給側的中國城市建成區的增長來看,都可以得出相同的結論?中國城市的高速增長時代已漸近尾聲。在從“高速度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之后,在城市的運營階段,中國經濟將面對完全不同的問題。

(一)中國的城市化轉型及其影響

如果基于常住人口的統計口徑來衡量,2015年,中國的城市化水平為56.1%,城市化剛剛過半,似乎意味著中國的城市化還有較大的投資和增長空間。但這其實是由于采用常住人口進行城市化水平統計帶來的“衡量偏誤”。從更能反映城市化真實水平的城市建成區面積來看,2015年,中國城市建成區面積已經達到51948平方公里,如果加上礦區建設用地,其總量高達10萬平方公里,可以“裝進”全國80%以上的城市人口。按照描述城市化規律的諾瑟姆曲線,城市化率達到70%?80%是城市化的一個轉折點,在達到這一水平之后,城市化進程會放緩。中國由于采用“土地金融”的辦法,這一制度的高效率使得中國的空間城市化出現一個巨大的“提前量”,這意味著中國的城市化也因此將在相較發達國家更低的人口城市化水平就開始轉型。

在城市化的資本型增長階段,政府工作的重點在于解決資本缺口問題,由于資本型支出會隨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而下降;因此一旦進入城市化的運營階段,隨著運營性支出增加,由資本性缺口所帶來的困難將會被相應的現金流缺口所取代,如圖2所示。在城市化的1.0階段,增加固定資產投資是“好的”增長,說明城市政府的信用好,并能借此融資;但進入到城市化2.0階段,城市所需固定資產投資已經基本完成。此時再繼續增加大額固定資產投資,通常只能帶來“壞的”增長。從長期來看,由“好的”或“壞的”不同的GDP所構成的增長結構會最終影響到經濟增長的績效。

如果說中國的城市經濟正在從資本型增長轉向現金流型增長這一判斷成立,那么就可以得到一個可供驗證的經濟學假說:在達到一定的資本積累水平之后,城市的“現金流?資本”結構對城市經濟增長的影響將會發生突變。在達到該資本積累水平之前,城市固定資本相對于城市現金流越高,則城市經濟增長績效更好;反之,城市經濟增長則主要依靠城市現金流的相對快速提升。

(二)實證模型與變量描述

本文實證研究設計主要基于Hansen1999)發展的面板門檻模型,模型設定如下:

其中,i表示城市,t表示年份,yit為被解釋變量?城市人均實際GDP,用來衡量城市經濟增長績效;sit為解釋變量?城市公共財政支出與城市住宅固定投資的比值,用作衡量城市政府的“現金流?資本”結構。一般而言,城市公共財政支出與公共財政收入并不完全相等,城市公共財政支出更能反映真正用于該城市的實際現金流,且為了更好地與固定資產投資(支出端變量)對應,本文選擇城市公共財政支出作為城市政府現金流狀況的衡量指標。由于城市的住宅投資與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等公共資本緊密相關,為了排除一般固定資產投資中工業投資的干擾,本文選擇城市住宅投資作為城市資本的代理變量。

μi為城市的個體固定效應,xi為一組對城市人均GDP有顯著影響的控制變量,θ是其相對應的系數。git表示城市的資本積累水平,本文用城市人均住宅資本存量來指代。γ為城市資本積累水平的門檻值,D.)為一指示函數,當其括號內的條件滿足時,D取值為1,反之取值為0

該實證模型的含義是,按照理論模型的預期,當城市資本積累水平不足且尚未跨過門檻值時D()git)=1,實證模型變為

此時模型預期β1<0,即sit減小,則城市人均GDP增大;當城市資本積累跨過門檻值,實證模型變為,此時模型預期,即sit增大,則城市人均GDP相應增大。

此時模型預期β2>0,即sit增大,則城市人均GDP相應增大。

(三)數據來源與基本統計量

本文采用中國187個地級及以上城市2005?2017年的面板數據,對上述假說進行檢驗。數據來源于《中國城市統計年鑒》與wind數據庫。表2列示了主要變量的定義與基本統計量。

(四)回歸結果與分析

本文使用面板門檻模型來進行實證估計。面板門檻模型按照門檻值個數分為單一門檻、雙重以及三重門檻等多種估計形式。表3報告了對于確定門檻值個數所進行的相應統計檢驗。我們同時還得到了門檻值的估計值和相應的95%的置信區間,見表4。從表3的門檻效果檢驗結果來看,單一門檻到三重門檻的效果都顯著。表4得到了門檻估計值及其相應的置信區間。當LR值(似然比檢驗統計量)為0時,可以確定門檻變量(人均住宅資本存量)γ的估計值,而其95%置信區間是所有LR值小于5%顯著水平臨界值(7.35)的γ所構成的區間。表3中,雙重門檻與三重門檻值所報告的置信區間較寬,且在雙重門檻模型估計中,第一門檻值的置信區間也包括了第二門檻的估計值,為了使實證結果更加穩健,本文將選擇單一門檻模型進行接下來的實證估計。根據門檻估計值,樣本中的城市分為人均住宅資本存量較低(git 1724,對應城市化初期的資本型增長階段)以及人均住宅資本存量較高(git>1724,對應城市化中后期的現金流型增長階段)(表4)。

5的報告結果顯示,在187個樣本城市中,跨過城市化階段門檻值(人均住宅資本存量>γ=1724)的城市從2005年的19市(占比10.16%)隨年份逐漸遞增到2017年的174市(占比93.05%)。從總體上看,中國城市已經基本上跨過城市化階段門檻,從城市化前期的資本型增長階段進入到了中后期的現金流型增長階段。

那么,對于不同城市化階段而言,城市的“現金流?資本”結構是否會像本文假說預期的那樣對城市經濟增長產生顯著影響呢?本文使用面板數據固定效應模型,對(4)式進行了估計。表6匯報了相應的實證回歸分析結果。在第(1)列中,將人均住宅資本存量作為門檻變量,以城市公共財政支出/人均住宅投資的比值(ratio_h_r)作為衡量城市“現金流?資本”結構,重點考察其與被解釋變量人均實際GDP的對數()ln_gdp)之間的相關關系。

回歸結果顯示,當城市人均住宅資本存量尚未跨過門檻值時,城市公共財政支出/住宅投資的比值系數在1%的水平下顯著為負,同時該模型的擬合優度較高,調整后的R方達到了0.69。這就驗證了當城市化處于初期階段,人均資本積累不足時,相對于增加城市現金流,快速提高城市資本水平將有助于城市經濟增長;與此相對應,而當城市人均住宅資本存量跨過門檻值后,城市公共財政支出/人均住宅投資的比值系數在1%的水平下顯著為正。在城市化中后期階段,城市現金流相對比例的提高將成為驅動城市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

第(2)和第(3)列,我們將解釋變量依次變為公共財政收入/住宅投資的比值以及公共財政支出/房地產投資的比值,并保持門檻變量指標不變。跟第(1)列結果類似,當城市位于城市化初期階段時,解釋變量的系數顯著為負;當跨過門檻值后,解釋變量變為顯著為正。

作為穩健性檢驗的第(4)至第(7)列,我們依次將門檻變量的衡量指標變更為人均房地產資本存量以及人均固定資本存量,回歸結果除第(7)列的系數顯著水平稍微有所降低之外(在5%的水平上顯著),解釋變量的系數符號并未發生改變,且模型的整體擬合優度較高(0.7左右)。其經濟學含義與前(3)列的回歸結果一致。

(五)對策建議

一個城市如何實現從“高速度”向“高質量”的轉型?基于前文的兩階段增長模型,作為城市轉型的應對之策,六個變量中的三個變量要增加,三個變量要減少。

就資本型增長階段的三個變量而言,兩個變量需要減少,一個變量可以增加。(1)由于投資需求Ci0下降,資本性收入Ri0要減少。在城市“高質量”的運營階段,如果仍然延續前一階段的發展模式,繼續賣地增加固定資產投資,由于隨著城市基礎設施飽和,投資的邊際收益遞減,會擴大政府的現金流缺口。(2)固定資產投資Ci0要減少。特別是要減少那些具有“奢飾品”性質的基礎設施投資(比如地鐵、音樂廳和體育館等),在這一階段,固定資產投資下降帶來的經濟增長放緩可能不是壞事,而是經濟轉型時期“減速轉彎”的理性選擇。(3)相對于前項,資本剩余Si0可以增加。但需要切記的是,按照不可替代原則,增加的資本性剩余不能直接用來彌補現金流性缺口,而是要投入到能產生現金流性收入(比如投資獲得的分紅)的項目中,作為對現金流的補充。

就現金流型增長階段的三個變量而言,兩個變量需要增加,一個變量可以減少。具體來看,就是收入項Rik和剩余項Sik自然是越多越好,而支出項Cik則是越少越好。在這一階段節省支出就是在增加收入,任何靠增加固定資產投資來拉動的GDP都是“壞的”增長。需要進一步強調的是,運營剩余Sik越大越好。這一點可能有悖于很多人對發達國家政府追求平衡預算的理解和認識。發達國家的政府之所以追求平衡預算,是因為在分權和直接稅制下,其地方政府屬于服務型政府,在本質上與中國從事小區管理的物業公司類似。即便如此,那些平衡預算的政府,一旦遭遇經濟危機,就只能負債赤字運行,進而危及城市財政安全。而中國在集權和間接稅制下,地方政府是發展型政府,兩者的預算邏輯完全不同。

當然,固定資產投資也并非越少越好,而是要尋找更高效的固定資產投資,即用“好固投”替代“壞固投”。具體來看,在這一階段政府的投資要“以人為本”,投資重心要從“物”——基礎設施轉向“人”——勞動力。降低勞動力的成本,就是在降低企業的成本,進而才有可能導致城市政府現金流性收入——稅收的增加。城市政府如何才能實現這種發展轉變呢?制度設計的關鍵在于降低勞動力進入城市的門檻,而解決新增勞動力的住房問題無疑是一個非常有效的手段。政府通過“先租后售”的保障房建設,通過自己的“重資產”來幫助勞動力“輕資產”進入城市。創造“好的固投”?“先租后售”的保障房建設,既能降低勞動力的住房成本,又不會給政府帶來大規模的負債。

五、結語

需要指出的是,從“高速度”向“高質量”轉型的過程,危機出現是大概率事件。這是因為所有商業模式同時從第一階段轉向第二階段,必定意味著固定資產投資的減少。而這會帶來一個尚未引起傳統經濟學注意的副作用?貨幣供給不足。這個副作用帶給經濟的破壞,要遠超轉型帶給經濟的好處。現實中,合理的微觀經濟決策的合成效果,會導致不合意的宏觀結果。

導致微觀行為“合成謬誤”的原因,就是貨幣。分工是所有經濟的基礎。而“市場——商品”經濟必須使用貨幣分工。中國歷史上市場經濟長期發育不良,一個根本原因就是貨幣不足,所以必須依賴出口順差換取分工所必需的貨幣。而發達國家,無一例外都是通過貨幣的信用化,擺脫了流動性不足的約束。改革開放的成功,特別是過去十幾年的經濟增長,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土地金融”創造的巨大信用為貨幣從商品貨幣轉向信用貨幣創造了條件。信貸成為貨幣生成的重要途徑。

在城市化需要巨大融資的資本型增長階段,因為有足夠的信用,貸款需求不成問題。但當城市化從資本型增長轉向運營型增長,貸款的需求迅速減少,此時家庭、企業和政府三個部門如果同時“去杠桿”,銀行資產負債收縮,結果就是貨幣供給的減少。如果經貿摩擦導致依靠順差生成的貨幣減少正好與“去杠桿”同步,經濟就會再次退回到非貨幣的分工模式。大規模的經濟萎縮是一個幾乎沒有懸念的結局。在中國乃至世界歷史上,由于貨幣不足導致的社會動蕩屢見不鮮,這才是城市化轉型的最大危險。

對于現代經濟而言,轉型成功的前提,就是要解決伴隨轉型而來的流動性不足的問題。這就意味著必須要有另外一個新的商業模式開始資本型增長。唯此,才可以創造足夠的貸款需求。如果市場不能在短期內解決城市化轉型導致的融資需求消失,政府就要直接創造貸款需求。2008年金融危機后,中國采取了積極的財政政策,美國政府對企業實施直接救助,日本央行則是通過購買國債向市場注入流動性,救助股市、債市,實踐證明這些做法是有效果的。

同世界其他發達國家相比,中國還有大量沒有卷入商品經濟的經濟要素,還有不少沒有進入城市的人口,已經進入城市的人口商品化程度也不高。這意味著積極的財政政策即使從微觀上看效益并不好,但也會因為貨幣增長帶來分工水平的提高而獲得收益,這些都給中國的城市轉型預留了額外的空間。

來源:微信公眾號“學術月刊”,https://mp.weixin.qq.com/s/yYBmz8W7vGh55woELp9GEQ 發表時間:2019年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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